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徐照核的“新闻选摘和理论热议”看台

高瞻远瞩、公正选报、主流磋商、权威引导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联合早报: 刘迪:邓小平身后的政治课题  

2017-03-16 22:11:4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
刘迪:邓小平身后的政治课题


2017年3月9日 星期四 03:30 AM/刘迪来自/联合早报

Sina Weibo WhatsApp Email

 

外地媒体评论

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。记得1991年甫到东京,我曾与一庆应大学教授做过一番长谈。当时,国际社会对邓的评价有波动,但这位教授却高度评价邓的功绩。那时,还没有“南巡讲话”,人们更不知道此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,但那位教授却预见,在邓的路线下,中国将会一步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。

邓小平的超人之处,在于其无视“本本”,重视实践的理性态度。这个特点,与他早年在欧洲社会的体验,对美日发达国家的观察,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洞察均有关系。他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,从善如流,不僵化,这是邓小平力量所在。

在邓小平路线下,今天中国呈现多元社会、经济自由化、行政分权。在深厚的文化积淀,社会多样性之上,中国导入外部世界的新知,极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。这种欲望,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动力。

以西方角度看,中国仍是威权体制国家。但我们知道,在当今时代,没有任何一个政权,可以不听取人民的意见而可以长期存在下去。中国政治观察家发现,不论在邓小平在世期间或其去世之后,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,一直不断调适其统治方式。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。

邓小平的成功,在于他在中共高层政治家中的威望,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国中层、基层社会的官僚。中国的高速增长,主要依靠地方领导力量的发挥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,实施了一种“行为联邦制”。中央与地方,存在一定的行为模式,虽然不是契约,但却形成一定之规。

中央以国内生产总值(GDP)增长为标准,建立了一个干部考核体制。在这个体制下,实行地方首长责任制。任何经济、社会目标,都被作为政治任务,层层下放,一直到最底层。有人称这套系统为“压力型体制”。正是在邓小平设计的这个体制下,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数十年的奇迹。

但是,中国中央政府的GDP主义,让地方官僚以为,只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,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坏事,中央都不闻不问。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,也是地方官僚腐败日益猖獗的时代。一时间中国舆论盛传“改革与革命赛跑”,形势十分险恶。

在政治手法方面,毛泽东喜欢“大众动员”,而邓小平宁可相信官僚而非大众。他的成功,来自中央与地方官僚的经济增长契约。但是,在这个增长契约中,却没有完善对官僚的监督机制。官僚贪腐,严重威胁到政府统治的正统性。今天中国面临社会转型,为此必须迅速建立一个与新型社会相适应的强大有力的官僚队伍。

相信官僚而非大众,或与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。文革时代遭大众批判,让他看透“群众运动”的非理性、荒谬。邓小平不相信精神主义,他以物质主义改变中国。在邓小平路线下,中国建成一个“大众社会”( mass society)。这个社会,重复了20世纪发达国家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的模式,在这个社会中,大众媒体发展、教育程度提高,大众意志日益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。在经济发展的前面,一个强大的“大众社会”正在崛起,这个社会不但存在经济要求,也有政治诉求。

今天中国的言论空间左右分裂,两军对阵。其实,不论左右,各个阵营并不是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者。但是,这种意见的对峙,很大程度来自大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,他们内心滋生出要求“平等”的愿望。这种朦胧的愿望,如果恰逢诡谲多变的外部环境,很容易变成盲目的力量。

在清除腐败同时,中国政治领袖清醒看到大众力量的崛起。中国政治的任务,是否一定是要不断促进经济发展,来满足这种无尽的欲望?如果不是,那么中国政治究竟应该做什么?中国政治必须思考,如何引导着这种巨大洪流,吸收这种巨大能量。惩治腐败官僚,同时又要避免文革式大众运动的爆发,这对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,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经验与方法。

今天中国政治面临一个如何处理内外关系的问题。如何调整内外关系,保障内部转型过渡的顺利,这是中国政治的核心。中国仍处在一个转型期,不宜过分对外发力,而应注重内部各种关系梳理。

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?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治体制?对中国来说,既能保证社会稳定,也能促进社会改革、进步的政治体制,就是最好的体制。

民主政体、言论自由非常重要,但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实践,让人们重新审视,现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种条件。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,如果没有法治、没有自治传统、缺乏文化、政治共同体意识,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,也是一种低层次的民主制。

但是,任何压制性措施,都无法带来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。如何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?社会的重建非常重要。亿万个人与国家之间,必须存在一个强大、完善的社会,国家才能摆脱来自个人的直接压力,实现国家、社会与个人的正确分工。如果社会组织、社会团体能够实现自治,那么有许多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可以回避,许多问题会在社会中得到解决。

在邓小平之后20年间,中国政治既面临重构官僚机构的重大任务,同时也必须回应日益崛起的大众阶层对社会公平、正义的要求。

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,《日本经济新闻》中文网特约撰稿人。本文刊登于3月2日日经中文网。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。

相信官僚而非大众,或与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。文革时代遭大众批判,让他看透“群众运动”的非理性、荒谬。邓小平不相信精神主义,他以物质主义改变中国。在邓小平路线下,中国建成一个“大众社会”。
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15)| 评论(2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